“校车安全”成代表委员关注焦点
        3月8日傍晚，记者致电周洪宇时，他正在赶往人民网驻地的路上，当晚做客强国论坛，谈“教育热点问题”，校车安全问题也是议题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 去年全国“两会”上，他递交了有关建议，提出制定《校车安全运行管理条例》。

        今年“两会”前，周洪宇专门到武汉各地调研，针对新发现的情况，又提出更细致的立法建议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《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建议》。

        周洪宇因2003年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免费教育而被称为“周免费”，如今，“周免费”当年期许已落地，“周校车”仍奔跑在希望的路上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果一直都十分关注校车安全问题，曾和本报记者就这个话题多次沟通交流。在这次“两会”上，他递交了关于修改完善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的建议，对案由和修改意见进行了详细说明。

        像周洪宇、于果一样，“两会”期间，许多代表委员把目光聚焦于“校车安全”上，如全国人大代表、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杨梅喜以“关注校车安全”为主题，在新浪网和腾讯网接受了网友微访谈。

        全国政协常委、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副院长李冬妮等也就“校车安全”或提交提案、建议，或发表看法。

代表建言增设“立法原则”
        2010年12月，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发生校车惨案，14名小学生死亡；2011年11月，甘肃省正宁县一辆幼儿园接送校车被撞，造成21人殒命；2011年12月，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发生一起运送小学生车辆侧翻事故，造成15名学生死亡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接送校车成了“夺命校车”，着实令人痛心不已。因监管缺失、资金匮乏导致混乱无序、积弊丛生的我国校车领域，急需一部统一的全国性的法律来规范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此背景下，国务院法制办起草了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并于2011年12月11日对外公布。

        周洪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如果从更高的期待来看，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还有较大的改进完善空间。

        周洪宇表示，基于法规本身完整性的考虑，要增设一个“立法原则”，即在在第一条“立法宗旨”之后，加上一条作为第二条，内容为“校车安全工作应当遵循以人为本、儿童优先、统筹协调、齐抓共管的原则”。这点明确后，后面各有关政府职责的规定及其实施就有了总的依据，而且，从更长远、更深层次考虑，将“儿童优先”的理念明确写进此条例，有助于今后全社会更加重视儿童及其工作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果也认为，第一章总则里，要增加法律依据，如根据《宪法》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制定本条例，从而立法有据。

校车经费谁出应明确
        在代表委员们提交的建议或表达的观点中，涉及最多的是校车经费保障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果在建议中说，如何解决校车的经费保障问题，征求意见稿在这一问题上留了“口子”，校车的购置与服务费用到底谁出？出多少？很模糊。建议校车运营费用实行政府、学校和家长三方共同承担，政府补贴应当占大头，相应比例应在法规中予以明确。

        李冬妮也持有类似观点。她说，如果由政府全包，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。应该是多方承担，共同解决。 

        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认为，法规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的比例，把校车服务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抓，设立专项资金。

        解决校车问题究竟需要多少钱？周洪宇告诉记者，去年“两会”提出建议后，教育部在给他的回复中表示，财政投入不足是开展校车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，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元的预算，且一年的运行、维护费用为1500亿元，最后的结论认为，4500亿的政府“埋单”费用太大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财力不足不能成为政府推脱责任的借口，目前由中央财政完全为校车‘埋单’不现实，但不能由于财力有限而在校车问题上无所作为。”周洪宇建议说，校车所需财政资金，原则上，在东部发达地区，中央承担30%，地方承担70%；中部一般发达地区，中央与地方各自承担50%；西部欠发达地区，中央承担70%，地方承担30%。同时，法规中要明确：校车享有各项税费优惠。

        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，校车应成为政府教育支出的一部分，中小学生上下学，应该以坐校车为主，尤其是农村。政府在校车运营公司中一般要占到80%的投资，企业投资占20%。 

        令人欣慰的是，3月5日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对媒体表示，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4%，其中有校车专项资金。

处罚标准偏低需修改
        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第七章法律责任中的条款较多，共有18条，但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其中部分处罚标准偏低。

        全国政协常委、济南大学原副校长张承芬在小组讨论时说，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有多处欠妥，亟待完善。其中之一就是第四十七条、第五十二条中“500元以下罚款”的处罚标准过轻。她建议，修改相关条文，对侵犯校车优先权的其他机动车辆实行重罚。

        陈建功也持有类似观点。他在提案中表示，中国交通事故死伤人数连续十年高居世界第一，每年车祸尤其是校车事故夺去的生命令人痛心疾首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交通违法责罚太轻。

        陈建功认为，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：机动车驾驶人不避让校车的，处500元以下罚款。在英国，任何车辆妨碍校车通行或者与校车发生事故，都会被处以120英镑罚款。假如司机是在违章的情况下与校车发生剐蹭，轻则禁驾一年，重则将被判6个月到1年的监禁。

        就此，陈建功建议，尽快修改和完善《道路交通法》、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加重对违法行为的责罚，即实行高额的经济罚款以至刑事处罚。只有加大违法成本的付出，才能构成对违法行为的震慑。

运营赔钱政府应补贴
       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多位代表委员认为，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在校车运营模式上没有明确，是一大盲区，但又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亟待修改完善。

        全国人大代表、雅士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利钿建议说，可考虑由中央、省两级财政进行专项补贴，由当地政府、学校和公交公司联合出资，采购中小学校车，并将校车纳入公交系统，由公交公司运营，当地的教育部门和交通部门共同管理，使校车公交化，让校车成为最安全、最名副其实的“公车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在媒体上发表观点认为，乡村校车问题已迫在眉睫，校车应进行公司化运营，如果政府没资金，应卖掉当地部分公车，加快解决校车问题。 

        对于采取何种运营模式，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们存在较大争议，但有一个共识：校车不能以赚钱为目的，如果运营赔钱，政府就应当给予补贴。

        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国务院法制办举行的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（讨论稿）征求意见座谈会上，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负责人表示，将来在农村，校车服务能够逐渐成为“准公共服务”，但是采用何种运营模式，大多数的意见是不能搞“一刀切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代表委员们对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中的校车标准、校车司机资格及培训、校车享优先权、过渡期期限等话题也有不同的见解。

建议设省级“校车管理中心”
        一些代表委员表示，仔细观察去年发生的多起重大校车事故会发现，违法严重超载、非法改装车辆、不按交通规则行驶，以及校车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、监管存在漏洞，是酿成悲剧的真正“祸首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果表示，根据去年12月底发布的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车安全工作督查情况通报，校车超载现象较为普遍。同时，校车安全监管职责不够明确，导致治理整顿效果不佳。“交通、公安、教育、安监等多部门都负有监管职能，但在校车的监管上各有实际困难。教育部门熟悉情况但无法管理，交警有路面执法权但无法全程监管，造成了目前‘教育部门管不了，职能部门抓不着’的局面。”就此，于果在建议中说，建议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明确地方设立校车安全管理委员会等方式，建立齐抓共管的管理体制。

        全国人大代表、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吴旭军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治理校车安全问题，法规中要明晰责任，细化校车服务的监管。

        周洪宇则称，国务院应成立全国校车安全工程专门委员会，由安监总局牵头，多部门为配合单位。而省一级则相应成立省级“校车管理中心”，对校车实行统一车辆采购、统一收费标准、统一驾驶员和监护人培训、统一运营监管。